转自：成都日报锦观中期国际
准确把握“十五五”规划总体脉络
□李治
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规划建议，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的关键部署，为今后五年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宏伟蓝图。
站在承前启后的历史交汇点，一系列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战略任务已划定未来发展路径，一场关乎未来的深远变革正蓄势待发。深刻领会四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十五五”规划总体脉络，对高质量推进我国重要中心城市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新特征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内部深层次动能正经历系统性转型，呈现出传统要素约束增强与新动能加速成长并存的复杂局面，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强度等将成为关键质量指标，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将转向科技创新，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将成为推动要素市场化和新型供需平衡的重要任务
当前，我国正处在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关键攻坚期，“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将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从发展环境看，在未来的五年中，外部约束很有可能成为我国发展的内生因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深度演化，大国博弈将从贸易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科技、规则和体系层面，科技制高点争夺白热化，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增高，对我国自主开放战略与国际合作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与此同时中期国际，我国发展的内部深层次动能正经历系统性转型，呈现出传统要素约束增强与新动能加速成长并存的复杂局面，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强度等将成为关键质量指标，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将转向科技创新，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将成为推动要素市场化和新型供需平衡的重要任务。在上述背景下，“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将呈现三个方面新的阶段性特征：
首先，面对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我国将在坚持“积极应变”的基础上更多推动“主动求变”。针对外部约束条件增多的挑战，积极转变应对思路，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气候变化、太空与极地等新兴领域的国际战略博弈，积极参与并引领规则制定，善于主动出牌和做牌，做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优化动态博弈过程的收益函数，体现大国竞争与合作的战略主动。
其次，面对发展动能转换，我国将在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的基础上更多推动“以进促稳”。明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我国发展战略任务的第一条，坚持以科技自立自强为突破口，寻求技术进步的最大转化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一批具有前沿带动能力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充分用好强大国内市场这一重要的稀缺性战略资源，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的稳定增长。
第三，面对发展策略调整，我国将在坚持“目标引领”的基础上更多推动“战略引领”。按照体系化、系统化、制度化的要求设计政策步骤，围绕以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这一战略指引，推进发展规划与宏观调控的密切配合，坚持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要求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注重发挥改革创新的根本动力，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发展的根本保障，统筹发展与安全，把国家发展的战略支点放在自身力量的基点上，使“十五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未来实现国家整体战略大设计的牢固基石。
新要求
“十五五”时期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对发展规划这种政策工具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和设计过程也充分体现了宏观调控过程中的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行为导向和方法导向的工作原则
发展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也是国家发展战略和顶层设计的具体体现。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对发展规划这种政策工具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和设计过程也充分体现了宏观调控过程中的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行为导向和方法导向的工作原则。
一是兼顾多元目标，即在中央确定的现代化发展总体目标中，对多个重要的叠加性目标进行统筹考虑，如构建新质生产力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美丽中国建设和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等。
二是找准主要矛盾，即注重在每个重点任务领域的具体规划中找到若干关键问题，在未来五年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加以攻坚突破，特别突出因地制宜的理念中期国际，突出核心发展能力建设。
三是聚焦改革创新，即注重健全宏观调控机制，对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结构细分领域和培育机制进行深入研究，解决扩大内需、城市更新、区域一体化、统一大市场、安全与发展的平衡等关键改革任务。
四是更新规划理念，即注重以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制定一部新型规划，突出解决结构性矛盾，例如，加强民生建设促进消费、打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堵点卡点、研究扩大有效投资的潜力空间、在重点领域开展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场景研究等。
五是创新编制方法，即在国家层面指标体系构建中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对标对表，把新型规划理念的要求体现在具体目标指标的设置上，更加注意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正是由于“十五五”时期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极为复杂，人民群众高度关注发展规划，对发展规划本身的科学性和预见性也抱有更高的期待。从政策研究的角度看，“十五五”规划可能更加需要注重解决三方面的平衡问题：
一是产业平衡问题。要在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之间保持均衡增长。既要通过科技创新引领构建一个先进而强大的制造业，又要尽快补齐现代化农业的发展短板，同时还要强化生产生活服务业。通过三大产业的密切配合，促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有效应对部分产业中新技术应用导致的“就业替代”现象，解决百姓最关注的民生问题。
二是供需平衡问题。要通过构建统一大市场真正畅通国内大循环，激发强大国内市场的要素配置能力。要通过提高潜在消费的变现能力，实现高质量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匹配。同时要用真正产生利润的投资，破除行业“内卷”，激发潜在的投资意愿。
三是时空平衡问题。要高度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失衡问题和不同人群就业时间段的收入剪刀差问题，注重提高生育意愿和养老保障能力。同时要关注到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差距和城乡差异，扎实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体到宏观调控方面，“十五五”时期也需要重点解决制约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匹配的关键瓶颈问题，突出政策影响外溢效应研判和政策目标一致性评估，引导市场主体预期，改善市场主体行为选择，优化政策执行方法和细节，熨平周期波动，实现发展规划和宏观调控的方法匹配、力度匹配和时序匹配。
新机遇
“十五五”时期，作为西部地区的城市增长极，成都需要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多重国家级战略的叠加点上展现核心担当，强化区域增长极作用，锚定城市发展坐标，站在服务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审视自身的责任与机遇
成都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极核城市，肩负带动四川、辐射西部、服务全国的重大责任。“十五五”时期，成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国家“两重”战略的深入实施，为成都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
作为西部地区的城市增长极，成都需要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城市转变发展方式、城市更新行动、“一带一路”倡议等多重国家级战略的叠加点上展现核心担当，强化区域增长极作用，锚定城市发展坐标，站在服务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审视自身的责任与机遇。
一方面，成都应提高战略定位，主动融入国家发展顶层设计。应深刻认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级战略对成都发展的意义，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在提升自身要素集聚辐射能力的基础上，强化与重庆、武汉等长江沿线中心城市的优势互补、功能耦合，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链条协同布局、科技创新联合攻关、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共同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另一方面，成都应练好城市“内功”，以主体功能区理念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主体功能区是现代化大型城市发展的重要规划方法论和建设布局思路，要在城市化较为发达的地区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同时保护好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推动产业转移和协作时，需考虑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主体功能定位，促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未来五年，成都的城市发展必须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提升。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需要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保障其享有均等的公共服务。同时，要以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聚焦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和城中村改造，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城市宜居品质、人文底蕴和安全韧性，注重微改造、精提升，进一步留住城市记忆，激发城市活力。
作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成都“十五五”时期的作为，不仅关乎自身发展，更关系到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成效。唯有以更宏阔的视野、更创新的思维、更务实的行动，主动将国家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城市发展的生动实践，才能真正释放多重战略的叠加红利，在大型城市发展竞争中抢占先机，在服务国家大局中提升能级，铸就引领西部、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现代化发展新样板，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磅礴的“成都力量”。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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